蝉鸣从窗外涌进来，热烘烘地糊了人一脸。
林晚是被一滴汗砸醒的。那滴汗从额角滑下来，“啪嗒“一声落在试卷上，晕开一小团灰色的水渍。她猛地抬头，眼前是刷着绿漆的半截墙壁，头顶的老式吊扇吱呀吱呀地转，扇叶上积着厚厚的灰，每转一圈都像要掉下来似的。
她低头手底下压着一张数学试卷，油墨味还很新鲜，印着“一九八六年山东QD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数学试题“。
林晚眨了眨眼。她明明记得自己昨天晚上还在加班改方案，咖啡洒了一键盘，然后……然后她趴下了。怎么就趴到这儿来了？她试着动了动攥笔的手，指节有些发白，虎口处有一小块茧，那是常年写字磨出来的，但位置不太对。她前世做设计，茧在右手中指第一关节侧面，不是这里。
前排的男生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又飞快地转回去。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，后颈晒得黝黑，头发剃得极短，能看到头皮上几颗青春痘。
林晚慢慢把视线移回试卷。选择题，填空题，解答题。她扫过去，那些公式、定理、解题步骤清清楚楚地浮在脑子里，像有人拿细笔在她神经上描了一遍。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，三角形的全等证明，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……她甚至能“看“到标准答案的排版格式，连印刷体字母的倾斜角度都记得。
这不可能。她高考数学才考了九十二分，大学微积分挂过两次，工作后连算个折扣都要掏手机。那些东西她早还给老师了，还加倍奉还。但此刻她就是知道。第7题选C，第12题填-3，第23题辅助线应该从D点往AB作垂线……
监考老师从前排踱过来，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，穿着碎花连衣裙，脚上一双白色凉鞋，鞋带松了一边。她路过林晚身边时停了停，目光落在那团汗渍上，皱了皱眉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手帕纸放在桌角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
林晚盯着那块纸，手帕纸，蓝白色包装，那时候叫“可丽舒“。她的心突然跳得很快。她转头看窗外，操场上的白杨树还矮着呢，才二楼窗台那么高。她记得那排树后来长到四层楼高，枝丫伸进教室，春天飘一身白毛。操场是煤渣跑道，几个穿红色运动服的男生在踢球，扬起一阵灰。远处是教学楼的红砖墙，墙上爬着半枯的爬山虎。
她想起来了。这是青海市第十七中学的老校区。她初中在这里念的，中考也在这里。后来学校搬走了，这片地改成了商场，她最后一次路过是二零一九年，带着她妈来做白内障手术，就在对面的眼科医院。
林晚的笔尖在草稿纸上戳了一下，洇出一个小黑点。
她妈这时候应该还在纺织厂上班，三班倒，今天大概是中班。她爸在运输公司开卡车，常跑长途，半个月回来一趟。家里就她一个孩子，住筒子楼二楼，厨房在走廊里，每到饭点整层楼都是葱姜下锅的滋啦声。
她记得中考那天下雨了吗？不记得了。但她记得她妈那天早上给她煮了两个鸡蛋，用红纸染了，说是“满分蛋“。她嫌土，没吃，揣在书包里捂了一天，晚上回家蛋壳都碎了。她妈没说什么，把碎蛋壳挑干净，把蛋切了拌上酱油，自己吃了半个，剩下半个夹到她碗里。
“考得咋样？““还行。“
她妈就没再问了。
后来她考上二中，大学去了上海，工作留在北城。每年回家两三次，每次她妈都站在筒子楼底下等，远远看见她就招手。再后来筒子楼拆了，她妈搬到新区，电梯房，但每次她回去，她妈还是站在楼下等。
再后来她妈不在了。肺癌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。她请了长假回去陪护，有天半夜她妈突然清醒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晚晚，妈这辈子没本事，就供你念了个大学。你别怪妈。“她说不怪，不怪。她妈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“然后就睡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走的。
林晚吸了吸鼻子。
“叮铃铃铃——“
电铃响了，尖锐刺耳，带着那种老式铃特有的金属颤音。考场里一阵骚动，有人叹气有人摔笔，前排那个男生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“吱——“的一声。
监考老师拍拍手：“好了好了，都别动，把卷子翻过来扣在桌上，我挨个收。“
林晚慢慢地把试卷翻过去。
背面还有一道附加题，她刚才没注意到。题目是用钢笔写的，蓝色墨水，字迹很端正：“请以'我的理想'为题，写一篇不少于五百字的短文（本题不计入总分，仅供录取参考）。“
她的视线落在“理想“两个字上。前世她写过这篇。她写的是“我想当一名科学家“。后来她既没当成科学家，也没当成任何跟“家“沾边的东西。她做了十几年设计，画图，改图，再画图，再改图，甲方说“还是用第一版吧“，她就微笑说好的。
但这一刻，她攥着笔，看着那两个字，突然想起另一件事。前世中考结束那天，她收拾书包回家，在校门口遇见一个人。那个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，从她身边经过时按了一下铃，叮铃一声，她抬头，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背影，车后座上绑着一摞书，风把书页吹得哗哗响。
她没看清他的脸。但后来她知道了。他叫陈屿，隔壁班的，中考全市第三，去了二中，和她同校但不同班。高中三年他们没说过话，只是偶尔在走廊遇见，他抱着作业本从她身边走过去，身上有洗衣粉的味道。
大学他们在北城，但不同校。她学设计，他学建筑。大二那年寒假同学聚会，他坐在她对面，有人起哄说陈屿你当年中考作文写的什么，他笑了笑说写的当建筑师。“那你现在不就实现了吗？““算是吧。“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可乐，目光扫过她，“你呢？你写的什么？“
她说忘了。
其实她记得。她写的是科学家，但那天她没好意思说。那天之后他们加了微信，偶尔聊两句，约过几次饭，但谁也没再提那篇作文。后来她回青海照顾她妈，他去了国外读研。再后来听说他结婚了，妻子是同行，在波士顿做城市设计。
林晚把笔放下。
监考老师走到她桌边，伸手收卷。她看着那张试卷被抽走，连同草稿纸一起，夹进老师腋下的文件夹里。窗外的蝉还在叫，吊扇还在转，前排的男生已经跑出去了，大笑着喊谁的名字。
她慢慢站起来。书包在桌子底下，军绿色的帆布包，拉链头掉了一个，用红色毛线系着。她弯腰去拿，手指碰到包带时，摸到里面有个硬硬的东西，圆圆的，隔着布能感觉到粗糙的纹理。她拉开拉链，里面是两个红鸡蛋。蛋壳上的红纸有些褪色了，洇出淡淡的粉色。其中一个蛋壳上有一道细纹，大概是路上磕的。
林晚把鸡蛋握在手里，很轻，很凉。她背着书包走出教室，走廊里光线昏暗，墙上贴着中考的标语，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“的印刷体下面，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我要考二中！“
林晚在那行字前站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走下楼梯，推开一楼的大铁门，夏天的热风“呼“地扑上来，带着青草和煤渣的味道。操场上的白杨树叶子被晒得发蔫，蝉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校门口的铁栅栏外，有很多家长在等，黑压压的人头。她看见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女人站在最前面，手里举着一把遮阳伞，另一只手拎着个保温桶。
是她妈。比记忆里年轻很多，头发还是黑的，扎着马尾辫，额前的碎发被汗粘在脸上。
她妈也看见了她，远远地就笑了，把手举起来使劲摇：“晚晚！这儿！妈给你带了绿豆汤！“
林晚张了张嘴。她想喊一声“妈“，但嗓子眼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酸酸热热的，半天发不出声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攥紧了手里的红鸡蛋，朝那个举着伞的女人跑过去。
蝉鸣如沸，一九八六年的夏天烫得像一块烙铁，烙在她手心里。